我超愛會做菜的男人。

「會作菜」其實很難定義。就像人家問你會不會彈鋼琴,你說會啊,會彈〈小蜜蜂〉;問你會不會游泳,你說會啊,只差腳不懂打水口不能換氣。

壽司剛出生時,爹娘還是苦哈哈的窮學生,六歲以後,壽司媽是蠟燭兩頭燒晚上九點十點才到家的職業婦女,爹工作也忙,家中的伙食由爹娘輪流負責,也沒空管他好不好吃,有得吃就要偷笑。至於「色香味」這三個字,很抱歉,在「壽司早期家譜」中,根本不存在。

壽司家的飲食原則,只有健不健康、營不營養、均不均衡幾項指標。我討厭魚腥味,媽煞有介事地恐嚇:「什麼都要吃,否則頭會歪一邊!」嘟著嘴不想吃紅鳳菜(是這個名嗎?總之就是某種流著紅色汁液的恐怖青菜),爸媽不打也不罵,冷冷地叫我坐在餐桌前,把「我的份」吃完了才准下桌,吃不完?很好,下一餐還是它。

「我的份」?喔,小時候,我們家厲行「愛的教育鐵的紀律」,吃飯不像傳統中國家庭隨意酌量取用,喜歡吃的就多吃一些,不喜歡的就別拿。一上桌,最不受歡迎的菜就被平均劃分成四等份,誰沒吃完根本賴不掉。我知道有些講究的人家餐桌上沒有「隔夜菜」,剩菜唯一的歸宿是垃圾桶;我們家也不常有剩菜,不是因為太美味,而是大夥兒都心知肚明,如果菜這餐沒吃完,下餐、下下餐都還得反覆加熱繼續食用,味道只會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糟,長痛不如短痛,乾脆卯起來幹光,就當是嘴巴被食物強姦,眼睛一閉牙一咬也就過去了。
壽司爹是我生命中第一個會做菜的男人。但很不幸,他只關心食物是否edible,也就是「能不能吃」。爹早期口味清淡,動不動就斥責我家嗜辣的四川籍老媽「謀殺親夫」,久而久之,媽索性讓出廚房和鍋鏟。有好一陣子,外人吃我們家炒青菜,恍若置身人民公社,油鹽都要憑糧票配給。記憶所及,「起油鍋」這幾個字只有在電視烹飪節目中才能看到,家裡沙拉油一罐可以用兩年。

充滿愛迪生實驗精神的壽司爹做菜很隨性,能配出「茄子炒熱狗」這道令人匪夷所思的創意名菜不說,到了晚期,任何食物都能在一個碗公裡共存共榮,比如說吃麵時即興創作,混入強棒牌葡萄乾、新東陽魚鬆或紅燒鰻罐頭甚至冰淇淋,端看手邊有哪些食材而定。碗裡甜鹹冷熱不分,飯後加點開水還可以把餘渣都一股腦兒「資源回收」,環保署真應該頒張獎狀給他。

我和妹妹埋怨他的飲食習慣噁心,爹回以至理名言:「幹嘛那麼計較,吃下去還不都到同一個胃裡!」或更不堪的:

「最後還不是沖到馬桶裡!」

國小要帶便當上學,又是一個惡夢。隔壁同學的便當裡有咕咾肉紅燒蹄膀煎香腸和大雞排,我的便當充滿茄子青椒苦瓜青江菜韭黃芹菜等蒸的萎縮軟爛味道古怪又不討喜的蔬菜,飯還是當時很少人吃的健康糙米混胚芽米,硬的要命,總之所有兒童餐桌上的敵人都輪流出現在鋁製便當盒裡。這些菜色曾經小學同窗異口同聲批評:「好噁心啊!妳怎麼敢吃?」壽司受辱之餘,還為此記恨了好幾年:是我吃又不是你們吃,已經夠噁心了,幹嘛還要說出來落井下石?

在這種家庭調教出的孩子,變的非常「好飼」(台語),上了國中脫離蒸便當歲月,任何被同學們嫌棄菜色變化不夠豐富的50元福利社便當,我都能吃的一粒米不剩。高中住宿搭伙菜色不怎麼樣,但看著半根香腸半顆滷蛋和又油又鹹的青菜,我流下苦盡甘來的喜悅眼淚,人生從黑白變彩色。

根深柢固的庭訓讓我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加上任何外食都「比下有餘」,體重欄上的數字也逐漸像脫韁野馬一樣奔馳起來。我對每餐快速清空盤子一事比「電視冠軍」參賽者還執著,吃日本料理吃到飽整張單點菜單點完一輪,老闆都忍不住出來「關切」;去國父紀念館旁的「蘇阿姨比薩」大嚼比薩炸雞可樂(一樣是吃到飽),連同行的身高180籃球系隊都甘拜下風。

也因為對食物的熱愛,每當我見纖瘦的美女同學在快餐店點了雞排飯,慢條斯理只吃三分之一塊雞排剩下所有白飯配菜,無聊時還用筷子湯匙把剩下大半盤的飯菜加上蕃茄醬胡椒醬油醋西哩呼嚕攪成一坨,都恨不得把她的頭按到盤子裡,大喝:「食物不是用來玩的!」(待續)

【酪梨壽司碎碎唸】

1. 由於壽司家的飯菜上不了檯面,照片中正在醃超大塊紐約牛排的瀟灑鬍子老伯不是壽司爹,而是我上回去美東面試行時,收留我借住的Uncle蕭,容我下回再介紹。看鬍子伯伯對牛肉那股溫柔勁,真是會做菜的男人最帥氣啊!

2. 壽司家的飯菜在媽媽辭職退休後有漸入佳境的傾向,無奈我上大學、工作後甚少回家,因此腦中恐怖的回憶無法抹滅。

3. 沒想到後來吃胚芽米糙米五穀雜糧竟然成為一種富貴人家的養生流行,壽司家領先潮流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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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梨壽司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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